《时代周刊》曾经下过这样一个结论：深圳今天面对的转型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也将会遇到；深圳目前正在做的，是整个中国也必须做的事情；深圳的转型或许将再次给整个中国提供答案。

　　
　　香港回归、珠三角整体崛起、长三角后来居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完成了经济改革的启蒙与示范。

　　
　　虽然不再是一枝独秀的那片经济热土，但深圳也因此获得了一座正常城市的心态――与香港、广州、上海竞争又合作。
有专家认为，这些年深圳最大的成就，便是它由一个功能比较单一的经济特区，向一个全面发展的城市升级。

　　虽然在转型期间不乏困惑和焦虑，诸如谁抛弃深圳、房价暴涨等等，但在改革节点等待新突破，改革边界需要新拓进的蛰伏期，深圳也正需要自己的新酝酿。

　　
　　历史篇：深圳速度
　　
　　深圳最有价值的、最值得炫耀的历史，正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以短短27年的时间，便跻身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城市之一，这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深圳，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都市……”许多关于深圳的历史书上，总有这样的开场白。

　　《中国国家地理・风水专辑》这样分析深圳的成功：“深圳，天意一半，人为一半！深圳两面临海，地形狭长，形似展翅大鹏，两翼揽水，水聚财，并生万物，是典型的风生水起局。
”深圳，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凭深圳河与香港相联，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当仁不让充当着改革开放20年来的排头兵。

　　提起深圳，有一个名字是永远让人铭心刻骨的――邓小平。
他在1984年和1992年的春天，两次“南巡”，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全世界讲述了“春天的故事”。

　　深圳莲花山山顶广场的邓小平铜像，矗立在深南路旁的邓小平画像，以及仙湖的邓公手植树高山榕，是深圳人献上鲜花，表达敬意和怀念的经典场所。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晴天到处是土，雨天到处是泥。
然而与这个年代对应的特区精神图谱是那头力大无穷的“拓荒牛”。
一批又一批追求振兴、自由、效率和创新的移民聚集到这片土地。

　　1980年5月，全国各大城市108位一流的规划师、专家、学者和工程师齐聚在当时深圳惟一的“酒店”――新园招待所，他们的使命是描绘特区蓝图。
生活区、工业区、仓库区、农田、山林区、游览区……小渔村的形态在图纸上被描绘成新的神话。

　　吴南生、梁湘、袁庚、李灏等一批领导，带着光荣与梦想，渐渐将神话变成现实。
改革成为这个城市最显著的符号。
在动工建设特区发韧地罗湖时，中央只给了3000万元，而首期开发罗湖4000平方公里，需投入10亿元，中央给的3000万元连本钱都算不上。
于是，嘴皮和地皮，成为建设特区最原始的本钱。
向外商收取地租，用地要交“土地管理费”是特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改革。

　　“杀出一条血路”，是特区成立之初的既定目标，也是必然结果。

　　1984年，高160米，共53层的国贸大厦仅37个月竣工，从此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
数万名集体转业的工程兵，创造了这个3天一层楼的奇迹。
位于南头半岛顶端，名字又土又有些恐怖的“蛇口”闻名全国，就连蛇口工业区集体宿舍里的规章制度，都是当年《读者文摘》上的经典读物。

　　全国首开工程招标制度，一年建29条道路的奇迹，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人造文化旅游景观，第一只上市股票，第一次公开招聘人才，群众直选干部……
　　
　　物价改革、打破铁饭碗、汇率并轨、企业产权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住房制度改革、国民待遇、社会保障……20多年来，深圳创造了230多项全国改革之最。

　　“拓荒牛”和“追梦人”们用激情和青春，在泪水和汗水中，否定着，建设着，找寻着，获得着，思索着，行动着。
于是便有了多彩绚烂的深圳。

　　
　　转型篇：深圳蜕变
　　
　　“深圳在发展中不再攀比经济规模和总量。
很可能外界会觉得深圳辉煌不再了。
我们要敢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承受外界的压力，承受暂时的误解。
”对此，深圳市政府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加速摆脱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的“积极变化”。

　　
　　深圳减速？
　　在建设特区的27年期间，“深圳速度”已经成为深圳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用前18年的时间使GDP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接着用了5年时间使GDP达到了2000亿元，然后仅仅用了2年时间就使GDP达到了5000亿元，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接近30%。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深圳就由广东深圳专业医疗设备结构工业产品设计高层民用建筑结构设计一座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拥有846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区面积也从最初的3平方公里扩大到了2006年的近730平方公里，生产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产品设备工业产品设计深圳的企业家精神总值也从1979年的2亿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600亿元。

　　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但就在今年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却主动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从2005年推迟到了2010年，而且把今年的GDP增长速度调低到13%。
事实上，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先锋而且一直引领珠三角高速前行的深圳，经济快车已经开始出现减速迹象。

　　因为同样是以上这些真实的数据，背后所隐喻的压力已经让深圳感到呼吸艰难。

　　理论界有这样一种论断，中国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就增加1200万。
而这种论断对于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的深圳而言，显然再贴切不过。
在这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伴随而来的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更多挑战。
“快速城市化的深圳，已经面临着可持续化发展的严峻挑战。
” 土地有限，难以为继；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在 “深圳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深圳市副市长闫小培表达了他对深圳城市转型发展的忧虑，“这一切的变化都迫使我们的城市面临转型的可能。
从深圳建设用地的情况可以看出，深圳的城市扩张非常迅速。
1980年到2005年深圳市市域建设用地规模从60平方公里增加到了703平方公里，而深圳市总用地面积是1953平方公里，所以可用地的潜力只剩下240平方公里。
但据专家计算，按现有技术水平，深圳的土地人口承载力将达到1150万人。
在水资源方面，深圳市是中国七大严重缺水城市之一。
自2004年起，深圳市用水每年以约7000万立方米的速度增长。
同时人口问题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隐患。
深圳市实际管理人口已超过1200万，其中1026万为暂住人口，伴随人口问题衍生的是一系列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的困境。

　　
　　统计显示，2005年深圳出口广东深圳专业医用器械设备外观工业产品设计上海市2009年第四季度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公告总量达到1015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量的13%；深圳市外贸依存度超过140%，是内地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超过发达国家6-8倍。
外贸依存度如果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就将面临很高的风险。
而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适用于经济特区发展初期的阶段性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后劲提升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积累，贡献不大。
再加上房价的上升，高昂的电价，水电资源的匮乏和越来越严格的环境保护规定，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开办工厂花费最为昂贵的城市之一。

　　在后“特殊政策”的时代，我们到底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深圳？深圳正在消逝吗？
　　
　　定位的变与辩
　　在激烈的国际性竞争中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定位。
尤其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定位越准确，最后掌握的资源就越多，在竞争中取得的优势就越大，生存下来的机会也就越大。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告诉记者：“怎样定位，一个基本的事实必须看清，这就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浦东崛起后，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深圳昔日由中央政策所赋予的那种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窗口的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的格局和地位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换言之，深圳正在回归本位，或者说，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城市。
只有在认识了这一前提下，深圳的转型才有可能谈得上成功。

　　如果说，深圳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和成功更多的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的话，那么，目前深圳面临的困境，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
目前在深圳的定位上，理论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认为深圳应该仍然强调特区的位置，争取体制资源的高端，从而确定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思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深圳先走10年的探索成果和经验在全国普遍化以后，并且中央还没有决定“让深圳再先走10年”的情形下，深圳不应该再在“特区”的身份上摇摆，而应以“深圳市”进行重新定位，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在经济体制、行政体制两方面争取吸取香港的经验，与香港“打包”共同发展。

　　钟坚说：“定位的频繁变换不利于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没有找到发展重心，而尽快确立自己的定位是深圳目前面临的当务之急。
”
　　
　　
　　审慎而沉重的转型
　　2005年4月，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文明指数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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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9月，深圳推出了效益深圳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突出反映经济方面的效益。

　　2006年9月，深圳市制定了“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
12月底，深圳制订了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

　　这套统计指标体系一诞生，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媒体评价说，“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的出台，标志着深圳正式告别“惟GDP论”。

　　摒弃“惟GDP论”的转型背后又会是怎样的新发展思路呢？
　　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转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
纵观世界各个城市的发展，无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转型中得以突破和实现。

　　如果深圳能够从一个低工资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装配工厂一跃转型成为一个高报酬创新型的城市，这将为全中国其它地区的发展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这要求他们必须拥有更多的自有品牌，自主设计和自主技术，以同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对手进行竞争。

　　如果深圳转型能够成功，那么必将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

　　深圳的转型因为其政治特殊性而肩负更重大的含义。
而正因为意义的重大也注定这是一场审慎而沉重的转型。

　　
　　合作篇：深圳的香港元素
　　
　　罗湖口岸，人潮涌动。
每一天，在连接深圳界河的53米长罗湖双层人行桥上，有27万人次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行色匆匆地往返港深之间。

　　10年来，罗湖桥一直那么长，而深圳和香港的距离已然越来越近。

　　
　　深圳的经济发展，绕不开香港，也离不开香港。
香港连着深圳，不仅仅是地域的问题。
在经济交往、人员交流乃至生活便利程度等等方面，恐怕没有哪个地方像港深这样深入、全面的一体化。

　　
　　
　　深圳：10年情深不渝
　　1995年，香港回归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两度视察深圳。
江泽民特别指示，深圳特区“要发挥好四个作用”，其中前三个是过去一直的用语，唯独新添了一个：“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的促进作用”。
深圳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充满了乐观的预期，提出了一系列深港合作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1997年，时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现任副市长陈应春公开呼吁“建立深港基金”；1998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在会见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时，建议深港共建“高科技产业走廊”；1999年，深圳成功举办首届“高交会”之后，深圳高层多次喊话“深港共同举办高交会”；2001年，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高调提出构筑“深港经济合作区”；2003年，香港实业家李嘉诚提出在深港边境建设“免税工业区”，深圳方面借机提出开发“河套地区”的多种备选方案；2004年中时任深圳市市长李鸿忠访港时，正式向特区政府提出共同开发“河套”，香港特区政府回应说会“认真研究”；2004年，深圳方面提出珠港澳大桥由单Y改为双Y； 2006年，深圳人大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共建“深港都市圈”；2006年7月，《深圳2030年城市发展策略》中又明确表示，深圳的定位是“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

　　对于“深港经济合作”，过去的10年，深圳情真意切。

　　“两地合作当然好，但是总要有个互利的平台吧。
”在深圳工作了两年的香港人李先生用十分“理性”的方式看待“深港合作”。

　　说法很直白，可是也一语道破了“深港合作”中“深热港冷”的玄机。

　　深港的问题归根结底其实还是城市利益的问题。
此前有香港舆论就认为，香港无法利用深圳的资源，而只有深圳利用香港的环境。
对于香港有利的因素，都牵扯到两地政府的原则性问题，如市民通行自由、经济规划、金融管制等等，因牵涉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根本无法实施。
其次，港深共建不会增加两地已有的消费，只会吸走设在香港的机构，降低香港的地价。
经济效益也无法互通，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负担。

　　“深圳发展需要香港，香港已经是国际大都市了，还需要依靠深圳来发展吗？”在讨论“深港合作”的网络论坛上，这样的说法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声音。

　　除了实力，合作最大的障碍是深港两地认识上和工作方式上的差异，香港一直有着它自身的考虑和利益广东深圳专业医疗器械造型工业产品设计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产品设计基础。
深港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张克科对此的解释是：“以往提出的概念和口号都只是基于自身的需要，老想着我怎样怎样，但是没有想过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 这一点从深港机场4年的合作谈判一直未果的实例中可见一斑。

　　据曾经参与过深港机场合作项目的人士介绍，当时香港方面曾提出了业务整合方案，要求将所有的国际业务归入香港机场，而所有的内地业务给深圳方面，即“深主内港主外”，香港机场与深、珠两机场的合作以“深圳协助香港揽取往返外国的内地公民客源”为模式。
这样的要求对于已经跻身世界前50的深圳机场而言，似乎过于苛刻。

　　
　　正是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此前的深港合作势必只有“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结果。

　　
　　香港，满怀未来期许
　　2007年2月，曾荫权在竞选提纲当中，明确提出要与深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联手打造世界级的国际大都会。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港深两地开通了西部通道，首次实现了“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缩短过关时间和简化手续。
随后又开发了边疆管理禁区，并开通新的福田口岸。
2007年5月21日，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签字仪式。
这是一个转折性的信号，香港表现出了少有的主动姿态。

　　随后，8月9日有香港特区政府“御用智囊”之称的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召集各路媒体，高调公布了《建构“港深都会”研究报告》，这次“港深建构大都会”的建议却罕见地由香港方面主动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对“深港合作”的新期许。

　　当然，香港开始正视“深港合作”并不是简单地为深圳的“痴情”所感动，而是基于对自身发展的重新判断。
此前，2006年，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谈到，“香港要考虑是否会被边缘化的问题”，引起港内持续半年的检讨：香港是否发展慢了，是否应该跟国家的规划结合得更紧密些？
　　对于香港而言，今天深圳早已不是“内地的特区”这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从549到4的质变。
1979年，深圳GDP仅为1.96亿元，香港GDP则为1075.45亿港元，按当年汇率折合计算，前者约及后者的0.36%，深圳与香港的GDP差距是1:549；2000年，深圳GDP增至1665亿元，香港GDP为12717亿港元，两地差距大约缩小到1:8；到了2004年，深圳GDP剧增至3422.8亿元，香港GDP增加至13123亿元，两地差距缩小到1:4。
一切迹象表明，深圳与香港差距不断缩小。

　　实际上，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从10年前仅占香港的1/8，发展到今天的1/3；深圳的支柱产业已经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与香港形成良性互补；深港口岸和基础设施合作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24小时通关和无缝化对接；深港在经贸、科技、金融、旅游、环保、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深圳向南，香港向北”，开始有了新的含义。

　　
　　
　　生活篇：走向幸福之路
　　
　　公平、正义、更多关爱，如何将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完美结合，的确是对深圳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考验。
但27岁的深圳依然非常年轻，依然朝气蓬勃，特别是这个城市依然在不断改革创新，依然有新鲜的元素在生长，依然是许多人安顿梦想的所在。

　　
　　在深圳进入后特区时代，并开始提升自己全面发展的的城市功能之时，人们对于幸福感的关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应该说，深圳政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早在2005年4月29日，深圳就发布了国内第一个文明指数，其中包括“幸福指数”。

　　2006年12月29日，深圳首次颁布实施《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今后将21项民生福利作为“指挥棒”，用于考核政府公共财政的投向，每年对实施效果进行公布。
21项指标中，涉及到钱袋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社会收入平等程度（基尼系数）、菜篮子（食品安全监测超标率）、生活环境、饮水安全、社会保障、文化产品供给、公平教育、失业保障等多个方面，备受各方关注。

　　在今年的深圳“两会”上，市长许宗衡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单独辟出一节提出十大“民生实事”，这在过去绝无仅有。

　　但是，作为一个只有27岁的年轻城市，深圳要走向真正的幸福之路还很长。

　　进入后特区时代的深圳，眼下已经被无可回避的“城市病”困扰着。

　　
　　高房价 ：幸福生活的阴影
　　从2003年的每平方米5000元到了2005年年底上涨到10000元，再到2007年年中深圳中心区的房屋均价突破每平方米20000元，短短4年，翻了两番。
尤其是今年以来，房价涨幅更呈加速之势，半年时间暴涨超七成，高档的楼盘已超过九成。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深圳房价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已经达到2.68，超过了2.0的泡沫预警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深圳人的收入却在显著下降。
深圳市官方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22567元，而2004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则高达27596元。
两年广东深圳专业医疗仪器工业产品设计深圳：春风又绿时间，居民的收入下降了5029元，降幅高达22.3%。

　　“就是在这个被评为最宜居城市，我们还苦苦的为找到一个自己的空间而打拼着。
” 刘希指着手中的新闻标题苦笑着对我们说。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最近公布调查显示：7成市民认为深圳房价太高，与消费者预期价位差距较大，其中仅有5.6％的消费者表示可以接受9000元／平方米以上的房价。
“三年不买房！”的泄愤式口号也是从这里发出的。

　　“由于人才、资本等要素受到高房价的挤压，深圳的竞争力已受到损害。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在分析深圳城市竞争力时说。

　　
　　治安：幸福生活的软肋
　　“来深圳一年内没被盗窃、抢劫过的，不算真正的深圳人！”这句略带自嘲的“俗话”，凸显出深圳治安的严峻现状。
深圳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市打掉犯罪集团2646个13219人，远高于同期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这说明深圳警方实施精确打击提高破案质量的同时，也反映发生在深圳的集团化犯罪极为严峻。

　　在社会治安问题严峻这个表象的背后，则是深圳作为典型“移民城市”不可回避的人口结构因素。
据有关方面统计，截至2006年6月，深圳实有人口1207万，其中本市户籍人口172万，非户籍人口1035万，这一比例高达1:6.11，这在国内无出其右。
此外，更因深圳的人口结构中位列全国最不平衡的收入结构、最大的平均人口密度、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最低的适龄文化程度、最多数量的流动人口、最大的房屋租赁市场等几大因素，也形成了深圳位列全国最大规模的“同乡村”。
深圳市公安部门就外来人口问题做过调研报告，认为绝大部分外来人口是对城市有贡献的城市劳动者，真正破坏治安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只占外来人员约0.7%，“但这一小撮坏分子，是一个巨大的绝对数，是城市市民安全的隐形炸弹”。

　　
　　
　　抑郁：城市的群候症
　　在深圳康宁医院2006年做的一次调查统计显示，深圳人的抑郁症患病率达到7%。
2006年11月，深圳市卫生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18岁以上的深圳市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超过20％，这是10年前患病率的4.4倍。

　　易中天曾评价深圳：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优点和缺点都在“年轻”这两个字。
优点是充满活力，缺点是文化积淀不够，没多少本钱，所以也是脆弱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产品器材外观工业产品设计远程心电医疗信号监测系统设计的。
脆弱的文化，托不起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的确是深圳的现实。
对于大部分已经满足了物质生活需求的深圳人来说，精神层面的追求就成了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因素。
然而，单一的价值观，让深圳人的精神生活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来说，比较贫乏。
深圳一项调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深圳房价高涨让人焦虑异常是主要原因。
其他原因还包括工广东深圳专业理邦监护仪产品设计公司医疗器械的微生物学检验过程以及方法探究作压力让人喘不过气；缺乏归属感让人心灵空虚；治安问题让人神经衰弱；价值单一让人渴望逃离；情感纠纷让人沮丧无比等。
自杀是抑郁症的极端表现，深圳这两年每年死于自杀的人达到2000人，是死于交通事故的两倍。
2006年12月23日，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在康宁医院正式成立，并开通了24小时免费热线电话。

　　“生活在深圳，并不能说不舒适，因为这里可以满足你所有的物质需求，可是说到幸福，并不是每个人都体会到的，比如我自己。
”作为深圳公务员的赵缇颇为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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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之深、责之切”，采访中，几乎每个受访者都会列出一堆不满意深圳现状的理由，可是他们也承认深圳是一个你来了以后有点儿失望，但又不忍心离去的地方。

　　在后特区时代，公平、正义、更多关爱，如何将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完美结合，的确是对深圳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考验。
但27岁的深圳依然非常年轻，依然朝气蓬勃，特别是这个城市依然在不断改革创新，依然有新鲜的元素在生长，依然是许多人安顿梦想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