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自成立以来，GDP年均增长26.9%，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4.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0.7%，出口年均增长超过36%。
改革开放使深圳从GDP不足2亿元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人均和地均GDP全国第一，出口全国第一、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全国第三、GDP全国第四的现代化特大城市。
与上海、北京、广州等传统特大型城市相比深圳亦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2007年深圳人均GDP 7.85万元，比上海、北京总和还多，地均高出北京、上海和广州总和0.12亿元/平方公里。
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深圳奇迹的产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具有多方面的因素。
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分析和研究深圳奇迹产生的原因。

　　
　　一、先天的区位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政治优势形成的内外“势差”，为深圳“外引内联”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普雷维什“中心-外围”结构假说认为，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世界可被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中心部分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组成；外围部分包括所有从事农业和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的欠发达国家（叶静怡，2007）。
经济特区作为落后经济体（外围国家）的一广东深圳专业安科CT产品设计公司现代产品设计的美学视野分析部分，在面对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和地区时，由于中心国家和地区具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和世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仪器造型工业产品设计医疗设备采购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现界贸易以及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从而对包括特区在内的整个经济体构成了一个落差巨大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的高峰。
发展的巨大差异带来了来自中心国家和地区的境外资本寻求赢利的巨大动力。
在发达资本主义香港经营业务却又隶属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交通部下的香港招商局，最先发现了巨大发展势差所隐含的生存与发展的先机。
所以，经济特区的雏形是从香港招商局在深圳蛇口半岛办蛇口工业区开始形成的。
境外发达的市场和境内廉价的要素，加之中央政府赋予的先行改革、先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所形成的“体制高峰”为蛇口工业区以及后来的所有经济特区带来了非特区区域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机会。

　　内外巨大的“双峰”势差给经济特区“外引内聚”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外引内聚”也因此成为所有经济特区构建“制度高地”和实现增长极地位的重要途径。
“外引”特指特区与港澳地区和国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包括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方法等发展资源和对外业务的总称。
“内聚”则特指特区在巨大体制优势的情况下，对内地资源包括人才、技术、资金、外汇以及对外业务的“洼地式”汇聚效应。
内聚效应的实现除了特区的体制优势外，还与特区展开的广泛、深入的“内联”分不开。
“内联”指特区同内地企业之间开展的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等方面的联合方式。
樊纲（2009）认为，“外引”是中央对经济特区的职能定位，而“内联”则是特区引入“稀有资源”的一种必然的内在性要求。
在外引方面，深圳特区在初期主要引进“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
到1991年深圳“三来一补”企业多达8500多家，占据外引的主要部分。
但是通过合作、合资，利用外资和科技兴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先进的管理和观念，通过“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等，打通了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架起了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桥梁。
为深圳的起飞建立了重要的产业基础。

　　
　　二、同时具备“后发优势”和“先行优势”引发了深圳强大的区域学习与追赶效应
　　经济特区的体制特征使得特区同时具备了后发优势和相对的先行优势。
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指工业化后来者具有的特殊益处和优势，包括：一是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装备。
这是一个正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落后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证因素。
通过技术引进替代有关技术与装备的研究与开发，使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并避免有关风险。
二是可以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
阿莫拉诺维茨提出了“社会能力”的概念，解释为什么有些后进国能够成功赶上先进国家，而大部分后进国的后发优势并没有带来强劲的追赶效应，而是永远走不出的“低均衡陷阱”。
伯利茨(Brezis)、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3）等则用跳蛙理论来解释后发国或地区的追赶效应。
跳蛙理论认为，后发国（地区）因后发优势及选择性政策干预，更愿意采用那些最初效益不高但潜力很大的新技术，通过更好地把握新技术和机会，可能会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地区）。
后发优势并不必然地转化为追赶效应，追赶效应绩效内生于经济特区的“社会能力”或“发展能力”。

　　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来说，能力的增强来自于特区改革家的学习能力及其效应。
对于特区改革家来说，由于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所以如何吸引并获得新资本、创造广东深圳专业医用设备器材工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仪器开发工业产品设计浅析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业产品设计浅谈医疗器械设计与人类工效学新投资（“招商引资”）成为特区改革家创新与学习的重要方面，也是改革家精神是否成功转化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市场经济试验的重要推动力的标志。
安虎森（2007）研究认为，对于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来广东深圳专业医用器材外壳工业产品设计工业设计须实现三次跨越说，创造新资本的成本曲线遵循学习曲线，也即随着知识的积累，创造知识的边际成本下降。
尽管特区改革家并不是资本所有者，也不是任何新投资资本的真正创造者，但由于改革家具有支配或规划“政府公权”的特性。
特区改革家实际上间接决定了是整个特区的资本存量、总投资量以及投资方向。
所以，改革家的学习效应对于转型经济体来说，比资本者的学习效应更为重要。
改革家的创新知识具有“自我循广东深圳专业病理切片机产品设计公司“过度医疗”花样翻新环累积”效应。
“自我循环累积”效应不断使原有的创新成为创造新知识的“共识”或制度环境，这样改革家的创新可不断地从过去的创新中受益，而新的学习可从过去学习的循环累积中获益。
另外，按照内生增长理论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知识资本溢出强度大，经济增长率也大，经济增长率越大，则区域的资本份额也就越大，资本向该区域集中区域的资本份额越大，实际收入水平越高，市场份额规模也越大。
资本的集中，可以降低新资本生产成本，因而生产更多的知识资本，最终成为创新中心。
这样，就形成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而可持续的循环累积是特区诱致极和增长极的必然要求。

　　
　　三、FDI和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促成了深圳超常规发
　　展
　　深圳市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既是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截至2007年，深圳共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6983个，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24.8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74.32亿美元。
无论是累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累计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均居广东深圳专业鱼跃雾化器产品设计公司船舶产品设计（ＳＰＤ）系统广东省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前列。
据统计，到2007年底止，深圳引进FDI约占广东项目总数的26.87%，占协议利用FDI总额的19.3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9.25%。
从深圳与全国引进FDI处于领先地位的其他大中城市进行比较来看，深圳只低于上海、苏州、北京、广州，居全国大中城市引进FDI总额的第五位。

　　钱学锋、梁琦（2007）认为，作为大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贸易政策，通过对资本流动实施宏观调控，成为制造业的集聚中心。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FDI的引进弥补了国内资本的不足，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市场制度的“溢出效应”，通过吸引和接受FDI，跨国公司为东道国带来了更好的制度、技术和管理。
从而，不仅促进了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更加速了对市场制度的引进。
外商投资作为直接的资本投入，对深圳经济的崛起和起飞功不可没。
尤其是1979-1990年特区建立的初期阶段，由于资金缺乏，外汇缺口大，引进外资对深圳缓解资金需求缺口，实现资金推动型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1-1996年受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猛的有力拉动，深圳经济实现年均28.61%的超高速增长。
1997-200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圳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在1997-1998年双双回调。
在经过短暂的下降和回调后，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顺利实施和国际经济景气的恢复，深圳外商直接投资持续稳定健康增长，拉动深圳经济持续保持在14％-20％左右的快速增长。

　　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基地。
我国经济特区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在最初设立是最直接学习对象就是台湾、韩国、香港等东亚新型工业国家和地区。
为此，深圳特区与东亚地区一些新兴工业体在20世纪60年代起飞时经济起飞的情况十分相似，例如最大限度利用出口市场，主要发展非资源性的制成品出口、依靠的劳动力资源，再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刺激了外贸出口。
为此，自1990年开始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深圳进出口总额一直占全国的13%左右，是我国最重要的出口和进口基地。

　　
　　四、强大而顽强的特区自组织作用
　　市场经济下区域的自组织概念相对于计划经济下的“被组织”（Organized）。
自组织，就是不要外因作用，而通过系统内部的自我组织和协同而趋向某一目的的有目的的、主动地选择活动。
经济特区自组织系统包含了中央政府、特区政府、支持特区政策的海外精英、特区居民（特区人）、特区企业以及特区中大量境内外的寻利者或机构。
特区的自组织系统是一个开放且具有“自锁”机制的系统。
特区自组织的“自锁”机制，指自组织成员具有维护特区属性、确保特区稳定快速发展的倾向，并愿意为之做出努力或个人和集团利益牺牲。
其中以维护和确保特区的特殊经济政治地位，是特区自组织与非自组织成员不断论战的焦点。
历史上围绕“五大综合性”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的“特与不特”、特区的“成与败”、特区“腐败论”、“卖国论”、特区带来区域发展的非均衡以及发展机会的非公平等争议时，特区自组织总是自觉地站在维护特区、支持特区的立场。

　　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发展中区域自组织系统形成与结构变化的动力源泉。
但如从特区自组织的角度考察，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而是内在于区域自组织的行为及其绩效，从属于区域发展的过程，是发展中特区在更高形式上实现的增长方式。
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量的扩充和质的转变相应地要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和人口素质与之相适应。
由于经济特区还是改革和转型的试验，所以对于特区自组织而言，改革家精神以及革新精神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要素，是确保特区政治地位、经济发展绩效，确保自组织成员共同或根本利益，凝聚自组织成员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
当然，改革家精神和革新意识等精神层面的要素，最终必然表现为物质层面要素的扩充和累积，比如资本的积累、技术的改进、人力资本的提升等。
而这个过程是特区自组织精神、物质相互作用的缪尔达尔过程。

　　
　　五、深圳等经济特区拥有特殊的制度装置
　　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不是政府退出经济领域，反而转型期的区域治理绩效的差异性主要由地方政府或各级改革家或改革家精神引起。
如计划体制时期一样，政治领导人的权威更胜于正规的制度安排，领导讲话、指示以及各类自上而下的“红头文件”替代了正式制度和法规。
党代会的意见、领导会议、关键领导的视察、讲话、题词等都成为了中国特色的市场决策形成的制度装置。
这种“制度装置”的优点一方面在于不需因重建“制度装置”而在转型时期投入大量“沉没资本”，同时民众天生对“权威”和“权力”的认可和路径依赖，相对而言能节省一些改革的组织和协调成本。
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制度装置在转型的一定时期尤其是在转型初期处理“体制外”问题时具有较强的灵活机动性，可减少转型时期制度不断变更带来的“菜单成本”。
各种“试验性”、“特事特办”“最高领导亲自过问和拍板”等等都是充分利用这种“制度装置”的具体表现。
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制度装置经济特区在中国将寸步难行。

　　经济特区既是原制度装置的产物，也是制度装置改变的一个尝试。
从原制度装置的属性来看，经济特区启动以及发展早期，比其它非特区的发展更加倚重政治权力，更仰仗权威的支持，对政治场的变化更敏感。
经济特区作为中央最高层授权的开放性市场经济试验场，特区改革家尽管多为“空降”，但拥有比其他地方官员更大的权力和政治威望，也更具有改革家精神。
尽管有一级团队甚至最高层的鼎力支持，但改革依然“如履薄冰”，特区改革家的制度创新往往引发新旧体制的斗争与冲突，特区也因此成为舆论与政治的“漩涡”。
由于特区实践缺乏正式制度或正式制度并不被人们看重，所以上级团队或权威人士的公开支持是特区改革家进行改革的保证，没有最高层的支持特区改革家是不可能在新的装置中试验的。
特区改革家在改革的成效还未出来时，必须低调行事、谨小慎微，不能因改革引起反对者过大能量的反对，倘若大到最高层都不能平息，则特区改革家的行为会受阻，整个改革也会跟着受阻。

　　(作者单位：江西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